新闻网讯（通讯员沈仕雄、李辛欣）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湖北各项经济活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随着疫后经济社会恢复和疫后重建工作的开启，湖北的经济发展处于历史的关口、重要的发展窗口期。5月4日上午，湖北省委改革办、湖北省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办公室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了“振兴湖北经济论坛”（第一期），论坛由珞珈经管智库与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承办。论坛上，经管学者们积极建言献策，为后疫情时代湖北经济社会恢复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让湖北在新的内需驱动经济中起到领头羊作用
宋敏（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此次疫情带来的困境，光靠湖北自身去恢复是有很大难度的，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湖北本身也要努力，我们不应该浪费这一场危机带来的深刻教训。经过这一次战疫，应痛定思痛，对改革体制机制的弊端有更大的动力。
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医疗体制的改革。一是加强公共卫生信息的有效披露。二是实行分级诊疗，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将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三是在医疗方面应有更多储备。另外，社区建设和公益组织建设在这次抗疫中有着良好的表现。我们的社会治理机制在抗疫过程中不断完善，特别是数字技术在社区服务和建设方面的运用，大有可为。
振兴湖北经济，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湖北应该努力打造全国的商贸物流中心和应急物资基地，并围绕成立相关的产业。二是湖北需要巩固和发展传统制造业的优势，特别是重型制造业，需尽量保留。三是把武汉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教育和科创中心。四是打造大健康产业中心。五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包括数字医疗、数字教育、数字金融、数字智慧城市、农业数字化等。六是大力改善营商环境，把政府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服务型政府，为企业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
危中寻机，推动湖北疫后经济发展
邹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湖北省委决策支持顾问，武汉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通过此次疫情，湖北经济发展表现出一些短板，一是实体经济大而不强，多为资本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二是新经济势大力薄，龙头企业少，竞争优势不足；三是现代服务业薄弱，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还有对外开放严重不足、市场化水平偏低、资源配置体制机制不健全等。疫情之后，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优势依然存在，在“位、人、水、地、产”五个方面积累的发展条件并未弱化，需求反弹蓄势可期，经济转型升级可望提速，新兴产业前景良好。有中央精神和国家政策保驾护航，湖北经济发展的面临重要机遇。
湖北疫后经济恢复发展，要考虑近期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要围绕“聚人气，保民生”实现“六保”，完成“六稳”和精准扶贫任务。从“人口、人力、人才、人文”四个方面入手，采取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创新创业、外资外贸等政策措施，提振湖北人民信心和精气神，发挥人的创新力和生产力。远期目标要面向“十四五”规划，提出“双轮驱动”战略：一是发展新一代国家生命健康创新产业基地，建立中部首个“国家生命健康创新示范区”；二是大力发展新一代国家数字创新产业基地，建立中部首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规划实现“一业带百业”，发展一大批新兴现代化产业集群。
湖北应对疫情影响的对策思考
张建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落实中央战略部署，须结合湖北实际，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立足当下。争取加大国家十四五期间在湖北布局一些重大工程和项目，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帮企业纾困，解决职工就业问题。尤其是几十万今年即将毕业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这些是湖北振兴的宝贵财富，一定要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解决好。要补民生短板，将湖北（武汉）打造成为全国公共卫生保障的区域中心。
第二，着眼长远。要将当前的湖北振兴规划和正在编制的“十四五”规划有机衔接，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将湖北打造成内陆对外开放高地。必须针对湖北特色和优势提出我们的思路和方案。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盘活创新要素，激发创新活力。尤其是如何破除一些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政府管理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包括不同所有制，不同主管部门，不同属性（军工、非军工）单位之间的协同创新方面还有待出台力度更大的相关政策。
第三，凝聚共识。疫情期间很多长期困扰我们的矛盾得以缓解，比如医患关系。同时在疫情期间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即价值观的撕裂问题，在当前特殊的时刻只有凝聚共识、凝聚人心才能摆脱新冠肺炎的阴霾，真正迎来湖北的光明未来，真正实现我们所期待的湖北振兴。
后疫情时期的湖北社会与经济恢复
范如国（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技术经济及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家治理与经济体系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抓好后疫情时期的湖北社会恢复工作，一是要增强信心，解决心理上的 “寒蝉效应”，二是科学、客观看待无症状患者的存在，继续有效管控，建立科学和客观的认知，三是积极引导社会预期，各类媒体、各级组织传递积极安全信息，四是做好社会恢复的“先试点，再推广”，逐步开展有限规模的公共性活动，放开特定的消费活动、场所，再逐步全面放开。
抓好后疫情时期的湖北经济恢复工作，恢复对象要抓好两头，实现“三稳三保”：稳国家战略，稳重大国计民生、稳经济支柱；保民生、保就业、保市场繁荣。恢复措施要精准施策，采取差异化策略，一市一策、一县一策、一乡一策。以应急管理要求尽速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强化执行力。对小微企业“应扶尽扶”，解决扶持上的“滴灌”问题。加强技术创新，充分重视产业及消费的数字化转型和社区化转型趋势，强化城乡社区治理。大力发展社区医院，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优化产业链，增强产业链的协同、产业链创新。帮助企业实现商业模式、产业体系优化协同，发挥行业协会在协同复工复产方面的作用。
建议召开“湖北社会与经济恢复全国协调会议”，鼓励全国更多地雇佣湖北劳动力、购买湖北产品。尽快构建以荆州为核心的“江汉平原经济区”战略，有效对接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在确保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增添湖北发展新区位优势和新动能、发展高效有机现代生态农业、深化湖北对外开放的格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应对疫情的财税政策
刘穷志（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一是要减税。启动对大中型企业税费减免，尤其下调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对所有企业减税均以税收负担率为减免标准，不以绝对额为标准。减税时间暂定为2020年度，视疫情再延长。
二是增加公共支出。改进消费券发放：只针对困难家庭，每月1000元，时长为2020年度。取消旅游用途，增加新用途，即义务教育学费、医疗支出、老人基本生活费和支付房贷利息。反对抢券。不主张对企业财政补贴，补贴刺激复工复产效果不如减税。新基建应多争取、快争取。但是，新基建作为新供给，创造自身新需求，但拉动传统产业链的乘数效应值得商榷。
三是发债。发专项债和特别国债。政府减收增支的亏空应主要以专项债和特别国债应对。专项债适合重大工程投资和建设，特别国债可消费可投资，个人主张湖北以投资为主。应对疫情是全国性公共事务而不是地方事务，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不是西方国家分权关系，湖北发债应由中央财政偿还。
未来根本途径在于，在宏观层面上开放市场，贯彻执行要素市场化配置，学习沿海地区（如浙江）开放市场。微观层面上国有与民营公平竞争，提升全体微观主体活力。
疫情引发的农业经济学思考
叶初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武汉大学《经济评论》主编）
据报道，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多地出现倒牛奶、砸鸡蛋、埋蔬菜现象。其实，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类似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是市场机制停摆时强制性的市场出清。农产品常遭厄运，普通商品一般不会以自毁方式强制出清，说明农业生产具有某种不同于工业的特质。
类似的问题还有：为什么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农业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政府还要扶持农业，而且，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仍然是家庭（农场）占主导地位？在农业生产中，市场、家庭农场、合作社和企业的边界是什么？农产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什么？现代农业与现代工业有没有内在的实质区别？
这些问题都指向农业的特征事实：农业生产对象是动植物，其生产过程要遵循生命运动规律，从而与工业生产过程机械的、物理的、化学（包括生物化学）的运动有本质区别。正因为如此，农业生产过程不可分解、不可移动、不可中断、不可变序，具有时空依赖性、季节性、自组织性、持续性、不可逆性、周期性。建立在工业生产实践基础上的某些经济学理论，比如，分工、规模经济等，并不能反映农业生产过程的特质，应该有一些新的变化。
研究农业生产及其产品市场的特征，提出符合农业经济活动特质的理论，可以为我们真正理解农业问题提供经济学思维框架。
打造湖北卫星遥感产业集群，促进湖北经济可持续发展
齐绍洲（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湖北省政府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
振兴湖北经济要兼顾眼前和长远，不仅要尽快从新冠疫情对经济的不利冲击中走出来，更要用足用好中央的支持政策，从长远考虑来优化升级湖北的产业结构，使湖北经济获取长期的战略竞争优势。要从项目的高度、深度、绿度和险度四个维度精心准备和设计向国家争取重点项目支持。高度即技术性、战略性和永续性，深度即产业链的关联度、长度和宽度，绿度即气候中性、环境友好、净零或低排放、与资源消耗脱钩，险度即产业转型的政策、技术、市场、声誉风险。
卫星遥感在湖北和武汉具有巨大的科研、人才和影响力优势，全面满足高度、深度、绿度和险度的要求，应该争取中央支持，着力打造成湖北卫星遥感产业集群。争取中央支持着力打造成湖北卫星遥感产业集群，一是要精心规划，重点向中央申请“湖北卫星遥感城”项目，争取国家财税、投融资政策和项目支持，不分散低端项目，适当要短平快项目；二是要立足长远，培育卫星遥感产业增长点，面向“十四五”、“十五五”出台湖北卫星遥感产业集群规划；三是要以卫星遥感产业非湖北武汉莫属的自信与气魄，大胆改革、市场导向、改善营商招商环境，出台专项配套政策；四是要充分依托和发挥湖北众多高校科技、资源和人才优势，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五是要国际化开放合作，吸引人才、项目、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理念。
疫后时代提升湖北省制造业复苏政策服务水平的对策建议
吴传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疫后时代提升湖北省制造业复苏政策服务水平，要注重以下三点：
一是加强政策落实落细和政策储备研究，切实发挥好“政策工具包”作用。进一步对政策进行梳理和宣传，组织服务企业工作队，推广企业“网格员”制度，网格化、全覆盖精准服务企业，打通政策落实落细的“最后一公里”。适时开展政策绩效评估，加强政策储备研究。根据制造业发展特点，细化疫后制造业复苏政策，提高精准性和有效性。
二是坚持以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做好“加减乘除”，提高工业品供给质量和效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好加法，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新兴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增长极，把握发展主动权；做好减法，淘汰落后产能、僵尸企业，盘活闲置资产；做好乘法，培育新动能，发展数字经济（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好除法，推进绿色转型发展，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三是落实“保产业链供应链”任务，加强制造业的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促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实施产业链固链补链强链行动，全面梳理疫后时代产业发展韧性强的支柱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名录，精准帮扶产业链协同发展。支持行业隐形冠军企业、成长性好的中小微企业发展。发展壮大龙头企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危中见机----移动时代营销突破与升级
黄敏学（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与旅游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企业的基本职能是营销和创新，疫情背景下，强势品牌发展依然稳健，而数字经济特别是网络营销发展迅猛。疫情推动了消费模式的升级，消费呈现社群化和场景化，美好生活需求成为主流，Z时代（00后）更加注重体验和品质。在这种背景下，企业需长短结合、逆流而上，在生存中求发展。短线上，求生存，首要是节流，做好商业活动支出和销售费用等成本费用的控制。中线上，重维持，重点是开源，要以共生思维维系现有营销网络，建立全场景渠道模式。长线上，要成长，关键是转型，有向死而生的反思和布局，关注消费模式的变化。
政府需精准施策。首先要保驾消费，提升消费合理性，如宣传产品实用性，推动善因营销，引导为他人购买思维，支持“支出未来”，为消费者负担部分成本等。其次要赋能企业，设立产业基金和技改基金打造企业深能力。如引导企业加大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打造“数字企业”，推动新产品与技术的研发，加大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融合。最后，要转型政府，利用国家政策打造产业服务协同平台，打造数字商务中心，健康服务中心，中部养生中心，实现服务经济转型。
后疫情时期提振湖北消费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王磊（武汉大学中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既对湖北消费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提供了通过提振消费，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为化“危”为“机”，当前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关注重点消费领域。对于餐饮、商超等生活必需品消费，要着力支持相关企业复产达产。对于家电、汽车、住房、康养、文旅等非生活必需品消费，要鼓励相关企业提供优惠。
二是要关注重点消费群体。通过调整社保缴费模式、提高低保标准、举办专场招聘等方式，加大对于农村居民、城市低收入者、服务业从业者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群体的帮扶力度。
三是要关注新兴消费方式。大力促进互联网行业发展、积极开拓零售业线上业务，并促进对于5G、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终端设备和应用场景的消费。
四是要关注消费地区差异。要通过名人、网红“带货”，加快发展三线及以下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电商消费。中心城市要着力提升品质，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宜居宜业宜游的融合，吸引人口和人才流入，驱动产业升级。
五是要关注扩大消费市场。通过降低省际物流成本、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优质化、发放省际通用的文旅消费券、制定统一的消费保障措施等方式，共享统一开放的消费大市场。
总之，要高起点高标准谋划和重启全省消费，在提振当前消费与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之间形成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机制，为在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一轮征程中以新的姿态走在前列做出消费侧的重要贡献。
百年危机：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宏观经济
盛柳刚（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亚太研究所经济中心副主任，贸易与发展计划主任）
全球视角下的新冠疫情，振兴湖北经济需要考虑到全球经济外部环境情况。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形成了三波冲击：第一波冲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冲击供应链；第二波冲击作为全球经济消费引擎的欧美发达国家，削弱全球总需求；第三波冲击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其实是全球经济中最脆弱的部分。
新冠疫情是一个系统性的冲击，它不仅仅影响需求、供给，也影响不确定性。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大范围的社交隔离、居家不出和封城封国，餐厅商场关门、航空业萧条，因此疫情显著压低了全球总需求，由此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雪崩，疫情或将导致美国陷入百年一遇的大萧条，全球经济出现V型反弹的可能性比较低。
关于新冠疫情下中美经贸冲突的走向，两国会加强合作还是对抗？新冠疫情会不会导致全球产业链加速从中国转移出去？
第一个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危机时刻美国倾向与中国合作。从现实上看，首先控制疫情需要中美合作。其次，因为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如果中美之间又爆发关税战的话，无疑对全球经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了。第三，美国财政赤字激增，将导致经常账户赤字，现在有能力借钱给美国的只有中国。但是，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认为加剧对抗符合政治上将疫情甩锅中国的需要，因此双方不信任进一步加深。特朗普政府还在考虑对中国加征疫情特别关税。
关于第二个问题比较乐观。转移产业链需要另觅国家投资，成本高昂，疫情导致跨国公司资产负债表恶化，削弱了跨国公司转移产业链的财务能力。同时，2017年特朗普政府大幅度减税，但并没有实现大规模的制造业回流。最后，中国成功控制疫情，显示了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中国的基建能力、科技水平（移动互联网）和市民的纪律性，这都增加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
联动沪鄂自贸区，改善湖北营商环境
余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疫情之后，振兴湖北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要解决一些长期制约湖北经济发展的问题。湖北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用好自贸区这个抓手、用足自贸区提供各种便利。然而深化改革，容易改的都基本做完，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因此，湖北推动自贸区升级，要充分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要从改革开放的“单打独斗”转向“协同作战”。
目前，在长江经济带覆盖的11个省市中，已有上海、江苏、浙江、湖北、重庆、四川、云南等7个省市已经获批自贸区。其中，上海自贸区建设最早、成果最多、经验也最丰富。湖北首先要谋求与上海自贸区联动发展，通过制度性协调机制，共同推进高质量长江开放带建设。
联动沪鄂自贸区首先需要构建沪鄂人才、技术和信息自由便利交流机制，以体制机制软联通为核心，以共建、共享大市场为基础，增进沪鄂自贸区之间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其中，推动高端创新要素流通尤为重要。沪鄂自贸区可以探索人才共认、共用、共育的实现路径，共同促进沪鄂自贸区高级人才的有效流动和优化配置。其次，联动沪鄂自贸区，也可以推动建立沪鄂自贸区产业联盟、高端产业培育基金，促进沪鄂自贸区科技资源、项目资源开放共享。最后，沪鄂自贸区也可以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投融资汇兑便利、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改革等领域，推动政策协同与资源共享。
需求侧拉动全球贸易复苏建议从湖北省发力
刘林青（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武汉大学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所所长）
新冠疫情对全球贸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三重冲击，全球需求大幅萎缩。作为全球进出口贸易额第一的中国，主动实施需求侧拉动战略助力全球贸易复苏，体现出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从长期看，它有利于我国调整外贸结构，赢得战略主动。需求侧拉动战略的核心是思维创新：从出口导向思维转向贸易网络思维，不要将视野局限在贸易的双方，而是将全球贸易看做一个相互连结的网络，关注如何走到网络中央，又如何治理它。在贸易网络思维下，需求侧拉动战略的重心要放在进口以后做什么上。要提高进口多样化，改善贸易不平衡。进口多少非重点，进口延伸是关键，要全面融入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进口延伸指向进口替代，进而推动出口进口双双升级，进口出口联动推动平台化经营，进而构建贸易平台生态圈。
需求侧拉动战略从中部发力，不仅有利于发挥其区位优势补齐短板，也给予了先发优势的机会，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疫情期间全球眼光关注下，湖北省开门迎客，作为率先试点正当时。其自身优势有：第一，九省通衢区位优势加上卓越的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非常适合做商贸流通；第二，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农业优势，非常便于进口延伸；第三，教育和研发大省地位，利于科技支持和文化交流；第四，英雄的湖北人民一直有“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初步构想，湖北省建设进口拉伸试验区，要抓住“新基建”，做好ICT全球贸易生态圈的示范；要培育“新餐饮”，做好新式中餐文化生态圈的示范；要申办“进博会”，作为进口拉伸试验的综合载体；要建立“新电商”，专门做好进口跨境电商业务；要配套“新金融”，鼓励进口采用人民币结算。
如何利用金融政策加速经济复苏
侯成琪（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自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新冠疫情的爆发将对中国经济造成雪上加霜之势，总需求势必锐减，原因如下：（1）欧美疫情高峰期晚于中国，国外订单减少；（2）许多国家将把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留在本国境内；（3）供应链集中在一个国家或地区，风险极大；（4）国内居民就业和收入下降，且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加强。为了加速经济复苏，拉动国内需求是关键，一方面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带动就业收入上升进而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补充养老和医疗等薄弱环节并完善消费金融，提高居民消费意愿。
在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方面，一是理顺消费金融涉及的各个环节，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并借助金融科技来防控消费贷款的风险。二是改进住房抵押贷款和房地产业融资相关政策，在避免投机炒作的前提兼顾刚性需求的释放和房地产业的复苏。
在加速企业经营复苏方面，一是中央银行通过总量性货币政策降低银行的资金成本并提高银行体系流动性，促进银行发放贷款；采用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和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定向支持湖北经济复苏，还可借助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政策定向支持湖北省金融机构。二是通过政府担保与银行风险承担共存，鼓励银行将低成本资金投到中小企业等薄弱环节；在当前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可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筹集财政资金。
综上，中国在经济尚未完全筑底之际遭受新冠疫情，将引发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所以不能低估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宏观调控政策要有足够的力度。另外，湖北经济的复苏仅依靠湖北省政府远远不够，还需要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有很多金融政策可以定向支持湖北。最后，湖北省需要全面系统的评估企业的经营情况和财政的收支情况，科学测算资金缺口，寻求中央支持要有理有据。
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环境的冲击及对策建议
卫武（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环境产生冲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破坏了创新创业生态。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创业主体数量和活动规模锐减，创新创业链条（人才链、资金链、市场链、产业链）断裂。二是冲击了创新创业政策。疫情直接导致现有部分创新创业政策无法实施或不再适用，面对疫情所导致的新困难、新问题，暂无针对性政策。三是打击了创新创业信心。据统计，作为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创新创业主体的中小微企业对疫情的恐慌度高于全国水平。
建议从如下三个方面优化新冠肺炎疫情下湖北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环境。
首先，多部门协同，修复创新创业生态。一是重塑创新链，增加基础设施供给；二是恢复人才链，制定专门政策促进创新创业人才回流；三是完善资金链，设立疫后专项基金，提供政府补贴、信贷支持和减免企业所得税；四是修复市场链，完善市场信息和中介服务、提供培训和担保、增加政府采购。
其次，精准化施策，优化创新创业政策体系。第一，增补有利于消除疫情影响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补贴和激励政策；第二，突出创新创业政策的差异化和针对性；第三，设立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创新创业专门扶持领域和专项项目。
再次，上下齐动员，提振创新创业信心。第一，做好创新创业主体的预期引导；第二，重塑和强化敢为人先、宽容中小微企业失败的创新创业氛围；第三，积极寻求国内外创新创业展示和竞赛机会；第四，打造“双创”云平台，提供线上和线下综合服务的创新创业平台。
让企业活着渡过危机
罗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为调查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湖北企业经营状况，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武汉市工商联、汉南区政协等单位进行了三轮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绝大部分的企业在第1轮和第2轮调研中都认为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非常大；（2）企业在前两轮调研中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资金紧张和成本的上升。但在第3轮调研中，订单锐减的问题严重。（3）民营企业贷款困难。（4）政策优惠落实不到位。
湖北大批民营企业破产会导致严重后果：第一，破产会带来大面积的失业，导致需求下降，继而引诱发更多企业破产。第二，导致产业链发生断裂，整个产业链甚至出现外移。第三，导致经济生态发生恶化，民间投资下滑，资本撤离。第四，湖北就业机会减少，人口外流，人力资本和创新的动能下降，房地产价格大幅下滑，进而引发资本品价格下滑，企业资本负债表加速恶化，实体经济危机传导到金融行业，导致金融风险出现。因此让民营企业能够活下去无论是对于保民生还是保产业链而言都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民营企业纾困政策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第一，加大政策力度，提升企业纾困资金的总额；第二，调整企业纾困资金的对象；第三，建立政策性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补充中小民营企业现金流；第四，出台就业补贴政策，减轻民营企业用工负担，维持低收入家庭的基本消费，减少需求侧萎缩；第五，直接给小微企业发放现金补贴；第六，扩大税费减免政策的范围。建议政府狠抓民营企业政策落实，让纾困政策真正惠及中小企业。
新冠肺炎疫情后湖北医疗行业：疲惫与重振
魏立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的部分医护人员收入降低超过了百分之五十，疫情过后武汉各大医院的就诊情况比较低迷。调查显示，超过40%的武汉医护人员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或配偶未来从事医护行业工作，且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职业疲惫现象。
湖北及武汉地区民营医院占比居全国后列，财政投入在医疗机构收入中所占比例为较少，个人支付占医疗总支付的比例较多。这些矛盾导致了导致了医生对医疗系统生态和职业发展等不满意度较高，也妨碍了未来大健康产业的建设和发展。
这些矛盾的破解之道在于深化医疗改革，改革核心在于将普惠的基本医疗服务与高水平的医疗服务相对分离。对于公立医院的改革，首先需要建立竞争有序的医疗体系，其次是推广和鼓励公立医院医师多点执业，积极推进分级诊疗，第三是积极申报建设全国的医疗卫生大数据中心等新兴要素产业布局，最后是建立医患关系第三方调解和法律援助制度。而民营医院改革方面，需要大力扶植引入品牌化民营医院、外资医院；率先建立民营医院商业信誉度和服务大数据系统。
（编辑：付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