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具体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特别强调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当前实体经济面临怎样的形势，如何切实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长江日报记者就此对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王今朝进行了采访。
抑制金融过度发展带来的金融空转
长江日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一提法有怎样的针对性？
王今朝：这一提法有着很强的国际国内针对性。2007年开始的西方金融危机以及由它引起的2008年开始的西方经济危机再一次表明，金融体系的空转，也就是包括货币在内的金融资产在不同人群之间通过金融工具的再分配，可能产生出极大的社会危害。即使不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种社会危害都是一种客观存在。
一个国家如果允许金融过度发展（表现在成立许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发行许多金融产品，金融交易数量远超GDP或达到GDP的某个过大的份额），就必然在实际上放任金融空转。在西方发达社会中，通常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也就是少数人手中掌握了巨额的金钱。用这些金钱从事金融交易来生钱而不是用于实体经济投资是最快的来钱的方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平等+金融机构发达+金融交易活跃，就是金融空转的同义词。过去一二十年的“发展”使得中国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在这种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对立的情形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是非常必要的、正确的。
新的增长方式满足人民新的需要
长江日报：切实“脱虚入实”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王今朝：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资本在少数企业中的积累、集中和在某个地域（城市或城市群）的集聚是必然现象。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依靠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南方一个地级市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只有3000家左右，但企业的总数量可能达到30万家，后者是前者的一百倍。当中国经济规模（GDP）达到世界第二甚至第一水平的时候，许多中小企业的存活就成为问题了。垄断是不可避免的，许多中小企业将会倒闭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一些处于有利位置的企业能够通过将中小企业挤出市场而扩大自己的市场，扩大自己的盈利能力。这些企业的倒闭将会带来许多问题。比如，他们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怎么办？而新兴的企业的所有权形式究竟怎样安排才合理？特别是怎样安排才能不会让中国将来产生类似西方的那种经济危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解决这个社会主要矛盾。
我们国家经过近70年的发展，在满足人民需要这个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事物不是单维的，而是多维的。经济发展也不是只有GDP的增长。中国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环境污染、内需不足，正是在GDP增长的过程中产生的。很显然，延续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是远远不能满足人民新发展出来的需要的。但要满足人民新的需要，就要采取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摒弃政府与市场二分法
长江日报：以制造业为例，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点，制造业转型是世界难题，如何从理论上认识这一问题？
王今朝：实施供给侧改革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主推力，而供给侧改革的设计主体是政府。当前，制造业转型最为棘手的问题其实是理论问题。
首先，中国应该摒弃西方的政府与市场二分法理论。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可以说，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立党之本，立国之本。然而，在过去的长期实践中，在西方的政府与市场二分法理论的诱导下，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走得太远了。西方人提出的政府与市场的二分法是基于西方实际，他们的市场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为供给主体的市场。而且由于西方的这种二分法的限制，政府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中国应该彻底摒弃西方的这种二分法。
其次，我们的党和政府可以发挥远比西方党派和政府更强大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但应该注意的是，要办的必须是大事、好事。一个事情大不大很容易判断，但一个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就不容易判断了。不同的立场对同一件事情的好坏判断可能正好相反。只有在根据科学的理论确定了确实是好事时，我们集中力量去办，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确定了一系列的真好事之后，在这些好事中选择大事、急事优先办理，就可以把中国事情办好了。
以上两点可以说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最基本的两个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弄清了，政策就好制定了。
可以考虑新建一些省属的企业
长江日报：当前推进实体经济发展有何有效的抓手和杠杆？
王今朝：首先，不要急于求成。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根据这一原理，可以推论解决了这个矛盾，还会有其他矛盾。如果急于求成，可能这个矛盾尚未解决，却又引起了其他矛盾。
其次，广泛地调查群众意见。群众最关心什么？最关心的一是自己没有钱买到想要买、应该买的东西（收入分配问题），二是买到的东西不想要（产品质量问题），三是环境问题，四是长远发展问题。如果中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够解决这四大问题，就是巨大的成功。这样得到的方案是最可靠的。那些出身基层、对基层生活有第一手了解有高度关切的专家的意见也非常重要。
第三，基于以上两点，也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以考虑新建一些省属的企业。西方国家在遇到经济问题时，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依赖。在我们国家，宏观调控可以通过中央直属和省属的企业来进行，如果没有这些企业，就缺少了管理经济的有效抓手和杠杆。
